南洲山房----張烽益筆耕部落格

每天早上我都會走路去附近的一家福利中心買個八塊錢的菠蘿麵包，配上自己沖泡，一包約五元的三合一麥片，就這樣解決一頓早餐。 

而說起這家福利中心，其實在鎮上還有一家相同的福利中心，都是以消費合作社的型態出現，並且標榜提供軍公教福利品，低價供應。

當我第一次要去時，赫然發現門口貼著一張泛黃的紙，寫著請主動出示會員證，讓我猶豫不前，是什麼會員證？我可以進去嗎？但是看著一些歐巴桑也直接進入，沒人檢查證件，我才放心進入。 

裡面的東西的確便宜，也有一個空間讓麵包師傅現場製作麵包。米的品牌種類最多，都是沒聽過的，許多是農會自己的品牌，也有賣一整大包三十公斤的米。倒是冷藏的鮮果幾乎沒有（因為有一天我想吃生菜沙拉，結果根本找不到冷藏的蔬菜），可能是菜市場更新鮮吧。 

在福利中心當中我思索，原來這種以消費合作社名義經營的賣場，根本就是要鑽法律漏洞，因為消費合作社，就好像是學校與機關當中的員工合作社，其服務的對象是封閉性的特定人，因此是非營利，也免徵營業稅。而政府睜一隻眼閉一眼的默許，其實未嘗不是一種平衡城鄉差距的社會福利措施。 

後來我在結帳時，眼尖的發現，在刷完物品後，收銀員會快速的刷過一張隱藏在收銀機旁的卡片，後來我觀察多次之後，終於確認那就是我的會員卡。

【底層台灣】一個都市人到南瀛小鎮的一些觀察，或許有許多都市人的偏見，因為在當地居民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事情。而記錄下來，也可能只是觀察者的收集癖作祟，但無論如何，還是給「台北土著」一些異鄉風土共賞。

每天早上送來的報紙，經常都會夾帶一些本地大買場、通訊行等廣告單，其中較讓我感興趣的是，一些充滿了數字組合與古怪用語的單子，原來這些都是提供簽賭香港六合彩、台灣樂透等各式與數字有關簽賭的參考依據。

【底層台灣】一個都市人到南瀛小鎮的一些觀察，或許有許多都市人的偏見，因為在當地居民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事情。而記錄下來，也可能只是觀察者的收集癖作祟，但無論如何，還是給「台北土著」一些異鄉風土共賞。

悶熱的空氣中似乎飄著一點蓮香（其實蓮花早已謝光了，只剩蓮藕，絕對是筆者的幻覺），今日早上來到風光明媚的白河鎮，熱鬧的市場的地上擺滿了當地的農產品：整袋的龍眼乾、一堆堆的蓮藕。

【底層台灣】一個都市人到南瀛小鎮的一些觀察，或許有許多都市人的偏見，因為在當地居民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事情。而記錄下來，也可能只是觀察者的收集癖作祟，但無論如何，還是給「台北土著」一些異鄉風土共賞。

【底層台灣】一個都市人到南瀛小鎮的一些觀察，或許有許多都市人的偏見，因為在當地居民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事情。而記錄下來，也可能只是觀察者的收集癖作祟，但無論如何，還是給「台北土著」一些異鄉風土共賞。

        在立法院通過開徵證所稅一案之後，股市暴跌，行政院除緊急提出復議案之外，李登輝總統更在出席國際青商會中華民國總會新舊會長交接典禮上致詞表示，進一步指示勞退、勞保基金擴大投入股市，藉以以安定、活絡股市。

        事實上，這已不是第一次政府官員做如此的宣示，每當國內股市低迷、經濟不景氣時，就有經建會等政府官員表示要勞退、勞保基金投入股市，這種把勞退、勞保等基金當作「救火隊」、「萬靈丹」的作法是相當可議的。原則上，筆者贊成目前這些基金的管理運用方式是必須做一適當的調整，但是絕對不是這種「救火隊」式的運用方式。

        我國目前不管是勞退基金或軍公教退撫基金，投入股市的金額都相當的少，以勞退基金為例，雖然管理辦法規定可投入股市百分之二十（日前監理委員會已修改放寬為百分之三十），但是以往投入的金額比例卻遠遠低於此一比例，因此，財務金融學者一般皆認為退休基金應放寬投入股市的比例，甚至訂定投入股市的下限，讓一部份的退休基金長期地投入股市，成為股市的常備軍而非只是一應急的消防隊。不過，台灣的退休基金究竟應不應該大幅提高投入股市的比例，則是一見仁見智的問題。

(又一篇出土了,這是我在1997年3月寫的文章,其中有些表格無法列出很可惜)

壹、前言

(本文發表於2002.10 於日本大阪舉行之「亞洲社會論壇」，在此感謝陳繼盛教授，讓本人有此機會能參與該論壇)


一、前言----台灣工會的特質

一、「三兆元的基金管理」

        實施後，企業每年提撥額約達二千億元，預計十五年後，資產規模超過三兆元，成為政府掌控的超級龐大金融資本。由於個人帳戶制的財務處裡是採完全準備，而非社會保險的隨收隨付，由於十五年之後才有人開始動支請領勞退金帳戶，因此此基金的低流動性，將使基金的管理更加有彈性空間。

        這次退休金選擇權的修正，社會公平以及行政成本應是其最大的考量。誠如陸委會官員所言，由於兩岸之間特殊的關係，台灣一直無法在中國當地設立官方地位的代表處，因此，如何確認退休人員在中國是否繼續存活，或由家屬冒領就成了最棘手的查核問題。更進一步，假使中國的家屬假造身份盜領月退俸，但我國政府如何對居住於中國大陸的人民進行司法程序上的追討，而具官方身份的我國人員如何在中國大陸進行身份查驗，也是一個國家主權行使的難題。因此若是軍公教人員長期移居歐美各國，則沒有這個問題出現。

台灣人對於汽車的「品味」，完全是一種「意識型態」的誤植。

        其具體的政策主張原則為： 「國民基礎年金」原則：1.社會福利原則。2.普及性原則。3.平等原則。4.基本尊嚴之生活保障。「附加年金保險」原則：社會保險原則。2.強制性原則。3.勞雇共同分擔。4.所得重分配。5.給付水準（基礎加附加為70％）。6.基金管理。7.保障勞工原有權利。8.過渡性的彈性選擇。

        綜合言之，勞陣主張，第一層：所有的國民應該普遍發給一筆能維持基本生活尊嚴的「國民基礎年金」。第二層：就是在基礎年金之上，必須建構與職業所得相關的「附加年金保險」。而第一、二層加起來所得替代率必須達到70％。

        這種政策思維，其實與政府與學者專家所提出的國民年金或勞工退休體系的規劃，有相當大的差異。事實上，內政部、經建會與勞委會，對於整體老年經濟安全的規劃，也沒有一致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於所謂在最底層基礎的「國民年金」的定位與想像，沒有一套一致的政策規劃，各部會各行其事。而連各部會都一致引用世界銀行的「三層制」老年經濟安全體系：「國民年金」、「職業年金」以及「企業年金」，與我國目前的「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勞基法退休金」以及「國民年金」到底各自對應在哪一個層次，都莫衷一是。

近日讀了李筱峰所做的「台灣革命僧林秋梧」（1991.2，自立晚報出版）一書。

對於林秋梧如慧星劃過般三十一歲的短暫一生，

        我的計畫是：三月先測試一下參加國道馬拉松十公里組（規定1.5小時內完成），然後在年中再參加半程馬拉松（規定三個小時內完成），接著再正式報名年底的全程台北馬拉松（規定5.5小時內完成）。

        由於我這個「暗公鳥」的性格，絕對不可能早上六點起床跑步，於是就挑在晚上等妻小都入睡，已經將近十一點之後，在去附近罕無人跡道路擷取一段來回跑，每次大概三十分鐘，有時氣溫雖然低於十度，但是依然滿頭大汗，實在很有成就感。這樣每週持續兩三次之後，並且刻意午餐只吃饅頭，將體重從73公斤降到68公斤，只為了3月28日的NIKE國道馬拉松作準備。

        「十八趴」的不合理，早已經在台灣社會底層醞釀成一股不滿的情緒，網路上流傳一個故事，大意是：一對退休的教師夫妻，包租計程車至太魯閣遊玩，一路上向著因失業而去開計程車的司機，洋洋得意地訴說他們目前退休每個月領的退休金，比退休前的薪水還多，結果這位司機，氣得在一個偏僻的景點放他們下車之後，就不告而別，打道回府。這個故事僅是說明，基層民眾所面對的「相對剝奪感」，是如此的巨大與強烈。


        事實上，「十八趴」這個獨厚軍公教的措施，不僅只是社會福利分配不公義而已，還必須曾更寬廣的國民黨長期威權體制統治的脈絡來檢視。台北大學財政所黃世鑫教授就曾為文指出：軍公教18％的優惠存款利率，就如同中國國民黨的黨產，係過去半世紀「黨政軍」一體之威權統治下的殘餘，係「封建政治」的遺留；因此這個問題是：「一個由一黨專政之獨裁體制蛻變為法治國和民主過程的問題。」

其實不管更改為哪一種制度，都必須對於目前勞基法退休金制度做一根本的釐清與定位。也就是必須將勞退金制度放置到國家整體對國民的退休保障規劃方針當中，才能清楚看出勞退金制度的本質。

        麻省理工學院（M.I.T）著名的四位勞工研究學者Paul Osterman 、Thomas A.Kochan、Richard M. Locke、Michael J.Piore，在2001年底最新出版了「在美國打拼」（Worrking in America）一書。這本書的成形主要是有一個由25位包括：工會代表、社區工作者、企業界、政府單位以及學者所組成的「重新建構美國勞動市場機制工作小組」，花費四年的時間，針對美國當前最新勞動市場、雇用關係以及工作本質轉變的反覆討論，最後才由這四位學者整理而成。

             近日台北銀行產業工會的常務理事黃玉炎由於代表工會撰寫「因應91年6月10日董事長、總經理給工會的信」之聲明稿，而被資方惡意解僱一案，引起社會輿論以及工運界的軒然大波。而台北市勞工局於八月一日召開的調解會中，雖然五位調解委員都一致同意，並做成「資方解僱不當，應立即回復勞方原職」的調解方案，但是由於資方代表拒不簽字，調解未成立。

        這又是一樁雇主藉機打壓工會的事件發生。很荒謬的是，工會法當中的規定是：「強制組會」以及「強制入會」，但是卻對於對於保障工會本身以及工會幹部的「工會安全」條款卻相當缺乏，造成強制組織與加入的工會都是被資方所控制的工會，而非自主性的工會。

    從前，一星期頂多只有一個半天的休假，實在無法讓在都會區工作的人，回到家鄉，看一看自己的父母長輩，只有像春節那樣較長的連續假日，才能宣洩那累積許久的「鄉愁」。現在情形或許稍微有點改變，在每個月起碼有兩次兩天連假的情形下，星期五下完班，連夜趕回「老家」，已是稀鬆平常的家常便飯。因此我們可以說，隔週休二日，減輕了年節返鄉人潮強度，讓許多人對親人及故鄉的思念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進行，無須擠在幾個特定假日時兌現。

    從這裡我們體認到一個事實，那就是現今台灣，大多數人都有「兩個家」或「三個家」，一個是充滿童年回憶，現在只剩下父母親居住的家，另一個大多是是因工作職業上的關係，與先生或太太與兒女生活的家，另外已婚者更有一個原屬於另一半的家(如果離婚後再婚，那可就更複雜了)。也因為正有「兩個家」或「三個家」的現象，所以在包括農曆過年、中秋節、清明掃墓等傳統習俗上必須團圓的節日，甚至可能還有父(母)親節、父(母)生日等日子，大家就必須東西南北地奔波於這些「家」之間，交通不塞車打結才怪。

    這種同時有二或三個家的普遍情形，事實上其根源導因於，台灣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時，農村勞動力被擠壓到工業都市的結果。由於工業資本主義制度，使得幾乎所有鄉村中的人都必須到都市中尋找工作，以維持生活，「出外打拼」也就成為事業成功的必要條件，而留在家鄉或是中途回到家鄉的年輕人，則多被視為能力不足的、失敗喪志的或不求上進的。因此，台灣在戰後經由農村青年「出外打拼」，所創造的「經濟奇蹟」的同時，每個人多了幾個家，自當是正常的，甚至可說是應當的。

        在這次不幸悲劇中，一位在安養中心中服務的女性外籍監護工，因為及時地搶救出多位老人逃離火場，陰錯陽差地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不過，這名外籍監護工卻可能違反就業服務法的規定，而遭到遣返的命運，因為她是以照顧個別老人名義來台，但卻在非法未立案安養機構中擔任看護工作，照顧數十名老人。由於只有向政府登記立案的安養機構，才能申請外籍監護工，因此這種以照顧個別老人為名義的外籍監護工，即成為未立案安養中心的主要勞動力來源，當然也是成本考量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