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台灣企業競相錢進中國，台灣企業這種連根拔起式的整個產業外移中國的結果，就是造成台灣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台灣企業惡性倒閉，然後又在中國投資設廠的行為，造成台灣中高齡的傳統產業勞工同時失去工作機會，而由於整個產業上下游同步外移的結果，造成這些失業勞工不可能再就業的社會問題。這些中高齡失業勞工有的回到農村老家，或是喪失求職意願，退出勞動力市場，然後默默逐漸終老，過去那種關廠勞工在街頭的抗議與怒火，已經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沉澱到社會底層。
新的工作世代必須繼續面對新的社會競爭環境，新工作世代面對的是光鮮亮麗工作環境，但卻是比上一代更加不確定的工作職位與職業生涯。新工作世代一出校門，面對的是低技術性的服務性工作，更多是外包、派遣等非典型雇用型態的工作，這種進入門檻低、流動性高、替代性高的職位，使得新工作世代對未來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感，「月光族」的先花光再說，過度消費、提早刷爆個人信用的卡奴風暴，都是這種不確定感的表徵。更由於台灣民主政治初生萌芽所產生社會亂象的推波助瀾下，整個新工作世代的失落與騷動，將是未來台灣社會必須面對的嚴肅議題。
台灣面對外有中國武力威脅與經濟磁吸，內有社會分歧，工作機會流失，城鄉與貧富失衡等這種內外交迫的困境，工會作為連結勞工力量，凝聚社會團結的功能，到底發揮了多少？在全球資本任意流動，而國家也積極創造迎合資本流動的環境之際，個別勞工在這個戰場絕對是犧牲者，過去台灣的惡性關廠潮，勞工只能事後含淚憤怒走上街頭，未來勞工還要讓歷史重演嗎?
個別勞工唯有透過團結才能夠發揮與雇主談判對抗的本錢，而工會就是勞工團結的平台。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由於特殊的黨國體制，工會甚至是扮演壓制台灣勞工自主團結的角色，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工會也逐漸「自主化」。但是基層勞工眼中的工會，卻依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工會依然是屬於少數人的，不是屬於大多數勞工的。
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工會「自主化」，並沒有帶來工會「普及化」，勞工加入工會的比率依然低迷。台灣工會這一波「自主化」的過程，僅是「既有」之公民營廠場工會從原本資方的手中，透過工會內部民主程序，回到「勞工」掌控，但接下來就常演變成「勞工」之間的派系纏鬥，甚至分裂。所以台灣民主化之後，不論是基層的廠場，還是區域聯合層次，工會發展趨勢，不是工會的團接基礎更形壯大，而是不斷的分裂。目前台灣工會就在這種，新的基層工會難以成立，舊的工會不斷分裂的走向下，步入慢性自殺之路。
台灣工會的發展，如果要走出新局，贏得勞工對工會的重視，擴大工會的組織率，必須重新打破目前「廠場工會」與「企業工會」的束縛，過去這種「由內而外」的廠場工會組織模式，在不當勞動行為的工會保障措施嚴重欠缺的情形之下，發起籌組工會的員工將直接面對雇主對其工作權確保的挑戰。
現實上，台灣基層勞工非常渴望得到協助與連結，但目前的工會模式則是一條死路，唯有全新的工會籌組方式，與工會架構的到來，台灣的工會發展才能夠在第一階段「自主化」的基礎上，達到「普及化」的第二階段目標。組織!再組織!必須是現階段台灣工會最重要的目標，必須允許企業外的產業或職業層級工會出現，工會的組織是必須「由外而內」，勞工不是自行在企業內籌組一個工會，而必須是選擇一個適當產業或職業層級工會工會來代表他的權利，與雇主協商談判，讓勞工加入工會的風險降到最低，唯有全面顛覆既有的遊戲規則，台灣的工會發展才有未來。
台灣面對內外交迫的困境，相對弱勢的勞工如果沒有以新的模式團結起來，將處於被動且各個擊破的劣勢，勞工將永遠是經濟發展下的犧牲者而不是受益者。台灣工會的發展要開創新局，唯有大破大立，除了相關法令的大幅修改，既有工會幹部、勞工與政府部門，對工會的想像更是必須作徹底的突破，如此，方是台灣九百多萬勞工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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