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九日周日，因適逢伊斯蘭教開齋節，又是印尼國慶日，上萬名印尼外勞群聚台北車站南廣場參加慶祝活動，後因大雨，只好全部擠進室內的台鐵車站大廳空間，當天電子媒體以「外勞占領台北車站」為標題大幅報導，引發台鐵以維護乘客權益為由，九月初開始在假日期間以「紅龍」做為阻隔，維持車站大廳的淨空，防止外勞繼續占用該空間。台鐵此舉引發外勞人權團體的抗議，認為這是歧視外勞的做法，並要求爭取更多外勞休閒空間。
其實外勞於假日聚集於台鐵大廳，一般進出台北車站的旅客早已處之泰然，相安無事。根據台鐵第一線人員的說法，平日台北車站大廳就有許多外勞聚集，若這些外勞妨礙旅客動線，台鐵人員出面勸導，他們比起台灣人還更加欣然接受配合移動，並未造成太大問題。只不過，這次身為政府單位的鐵路局高調帶頭公然進行「隔離」，令人傻眼。
四十四萬外勞創新高
台北車站的「紅龍事件」，絕對不是單一事件。九月中，桃園八德一家資訊廠為所雇用的二十幾名菲律賓外勞，在工廠附近的社區當中租用一棟三樓的透天厝當做外勞宿舍。入住一周之後，引發社區居民千人連署並掛白布條反對外勞入住，認為外勞假日占據社區公園，讓老人小孩不敢靠近，而且不少外勞喧譁引起民怨，才會引發居民抗議抵制。該企業從善如流將於十月初遷出該社區。
台灣引進聘僱外勞的歷史已有二十年，目前約有四十四萬外勞，是有史以來的新高；其中二十萬社福外勞受雇從事工作於自然人的家庭內部，二十四萬產業外勞則受雇於法人企業當中。二十年足夠讓一個新生嬰兒長大成人，但是台灣人對於外勞這個群體的態度，依然無法成熟面對。
台灣的外勞未集中群聚在某些地理空間，其工作的企業或家庭極為分散，遍布全台。照理說，台灣人應該非常能夠理解、接納這些遠道而來辛勤工作的勞工才對，但是為何當他們卸下工作負擔，群聚在一起休閒的時候，台灣人對他們的莫名緊張與恐懼就隨之而來呢？
放鬆、歡樂等於放縱、喧譁？
有人說對外勞種族歧視，但其實同時也是一種階級歧視，是一種跟對遊民一樣的階級歧視，只有對他們歧視，才能凸顯自我的優勢階級；即使不是真的是優勢階級，也要透過這種標籤化他人，來達到自我的優越化。
就以外勞來說，由於國家機器刻意將引進外勞的雇用型態，採取特有的「先有職缺再引進、專屬於單一產業別、專屬於單一雇主」定期契約工模式，一旦離開雇主、離開該類型工作，就被視為違法而強制遣返，如此便將外勞完全定位為不可脫離該雇主（不管是自然人或法人）的附屬物。
雇主對外勞的「再生產」（休閒娛樂、家庭生活）完全沒有負擔責任，形成對外勞勞動力的可完全剝削狀態，因此產業外勞超時深夜加班，社福外勞二十四小時待命就成了雇主的合理利潤範圍。當外勞被雇主的工作紀律與不公平的勞動契約套上枷鎖，雇主將他們制約在工作現場，並不足以為懼。
一旦外勞暫時休假外出，脫離雇主的上對下從屬性壓制掌控，同鄉相聚在一起時，一般民眾對於原本可能是工廠裡的同事或家中照顧長輩的看護，就起了戒心，把外勞的放鬆當成放縱、把歡樂當成喧譁，各種負面的印象紛紛浮現。因此就如同平時把工作外勞「隔離」放置在無形枷鎖的勞雇關係上，休假外勞也要「隔離」在某個特定地理空間與時間，方能安心。
讓外勞在台灣有「家庭生活」
雖然台灣標榜是多元的移民社會，但是否為多元的移民國家？恐怕還有一段距離；因為國家做為最大社會整合者，並沒有太多制度性安排，讓不同族群的人立於平等地位，瞭解熟悉彼此文化語言，進而包容對方，成為一個共同生命體。台灣的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也是一個不斷「隔離」的歷史過程，後來的優勢族群挾著統治者合法暴力，不斷地否定既存的弱勢族群，並加以區隔為非我族類，以顯示統治正當性。
台灣已是追求民主人權的國度，台灣人不應再把外勞當做他者，隔離於台灣人的社會生活之外。如何讓外勞不只是工作層面，乃至於生活層面也融入台灣社會，這恐怕要允許外勞在台灣有「家庭生活」，擺脫「專屬於單一產業別、專屬於單一雇主」的契約束縛，成為「長住工作移民」之後，才有跨出第一步的可能。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周刊1334期【社會觀察】201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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