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七八月份的基本工資調整，越來越引發社會的衝突與基層民眾的關注，這代表著其背後牽扯更多人的直接利益。37.8萬的青年打工族、薪資兩萬元以下的低薪勞工122萬人、僱用44萬外勞並鼓吹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的企業主與家庭等等。這些利益衝突就全糾葛在基本工資這個火線交叉點上，如何調和這些不同階層的利益衝突，就成了重要的政治精算與判斷，甚至成為總統大選的對戰焦點。
時間回推到2011年底的總統大選前夕，藍綠全力搶攻「首投族」選票，總統馬英九在電視辯論中娓娓道來，他在美國留學時，太太周美青做過餐廳帶位工作，因此深知打工的辛苦，話鋒一轉，直接宣布要幫打工族加薪，宣布明年要將打工族時薪從103元調到115元以上，未來4年更要逐步調高。此舉等於是直接幫37萬部分工時者加薪11.6%，搶奪青年選票。但馬連任之後，這個政治支票卻在半年之後馬上跳票。
台灣不像歐美國家，其各產職業勞工工資水準，主要由該產職業工會與雇主之間的集體協商之後，簽定團體協約的 「集體協商型勞資關係」所決定，以德國為例，其團體協約就涵蓋了約七成的勞工，日本約二成，台灣則僅有離譜的百分之二。 因此，台灣勞工工資的決定，僅是由政府介入調整最邊緣低薪的約十分之一勞工的基本工資而已，再上去的工資水準就完全由勞動力市場的買方，也就是雇主喊價決定。
其實，基本工資的調整僅是對邊際的低薪勞工有所助益，但對於大多數的勞工，其勞動條件得提昇，無法難道全然依賴資本家對員工的家父長式的體恤照顧嗎?在國外大部份勞工莫不透過加入工會以集體力量與僱主進行制度性協商，而才是各國勞資關係的重頭戲。但長期以來，台灣工會遭受來自國家與資本家的雙重打壓而低迷不振，因此勞工加薪往往只能仰賴僱主善心，但資本家卻更常使出惡性倒閉、掏空出走的奧步。「低薪台灣」真的不是一天所造成的。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1330期諾亞方舟專欄201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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