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要拋棄社會約定俗成或個人主觀的「成見」，直指接入歷史文本，讓史料說話，每個人都會講，每個歷史學者也都自認為是如此，但現實上卻是如此的困難與難得。
當整個社會對曹操、武則天乃至於袁世凱的歷史評價早有定論，深植人心，此時歷史學者需要的是自身勇氣與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才會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創見出土。這也是我為何一直透過西方或日本學者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主要原因。
一般人，可能要等到讀到一本異於常理，但有言之有物，有所本的書之後，才會驚覺，過去的「刻板印象」是如此巨大地盤據在腦中。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歷史系的任達(Douglas R.Reynolds)教授所撰寫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英文原著書名為China, 1898-1912)這一本小書，就是一本具有衝擊力十足的著作，特別是對於當今民族主義高漲中國人而言。
本書最後一頁，本書簡體中文譯者李仲賢所寫的一篇簡短「譯後記」充分表達了他與本書作者論點的衝突對立，首先他寫到這本書的獨特性，「看到從未有人提過的觀點，讀到前所未見的史料，也促發我思索一些從未想過的問題」，這還不足以形容這本書對他的震撼力與穿透力，他緊接著寫到「書中若干觀點，我有不同意見，也曾就此與作者討論以至爭辯。」但是後來李仲賢還是忍了下來，回到了翻譯者的專業本分，「讓讀者如實地讀到作者說的一切」、「讀者自會衡量」。
簡言之，本書認為：1898晚清政府所實施的新政----「百日維新」，開啟了中國向日本的明治維新經驗全面性學習的階段，一直到1911年孫文革命成功推翻滿清為止，這其中大約是作者所認為的中日關係達到當前所難以理解的「黃金十年」友善關係。而作者有進一步推論，晚清這「黃金十年」的全面性改革，並沒有因為孫文革命而中斷，反而持續進行，作者任達甚至語出驚人地指出「我們所認識的今日中國，正式以新政年代的思想和體制為基礎。離開新政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p3)
這中日之間近代史上為人所遺忘的「黃金十年」，在兩國相互開放交流之後逐漸加強，其「推力」是晚清政府亟欲快速「現代化」以抵抗西方列強，但又要保留大清王朝帝制以維護自身統治集團的利益（這也是體制內改革的侷限），那日本已經過濾篩選過的西方知識甚至政治體制所建立的明治維新，豈不是晚清政府一直心儀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佳成功範例嗎？而以中日之間共同的漢文基礎，這種語言上的親近性，更是讓晚清政府希望「速成」中華帝國現代化，看到一把希望之鑰。
其「拉力」是，作者認為日本「從天真的利他主義到赤裸裸的利己主義」(p195)都有，有基於「同文同種」的種族主義協助中國免於被西方異族併吞，避免西方列強一旦佔領中國，日本就失去緩衝的利己主義，還有某些天真的理想利他主義者，協助晚清政府改革，甚至有人認為要回饋日本自唐朝以來向中國學習的成果。
作者考察了當時中國大量派遣留學生前往日本，日本也因此大量設立各種為中國人量身定作的「課程」甚至學校，另一方面也有大量日本教師受聘於中國各地學堂，雙方交流密切。大量派遣學生到日本軍事學校、師範學校進行快速的功能性學習，並奠基了後續的中國教育制度與軍事制度的現代化。其中蔣介石從1907~1911前往日本振武軍事學校的學習，正是這股哈日風潮的受益者。1907年蔣介石到日本振武學校就讀，後來到北海道的軍營實習刷馬背這段歷史，若放到當時大時代脈絡中，其實不足為奇。
滿清1898年百日維新之後，開啟了全面向日本學習的黃金十年，1901年停止科舉制度，大量日本教師到各省開設的新式學堂，蔣介石科舉落榜，後來沒得考了，就在浙江的新學堂就讀，也因日本老師的推薦，就到日本就讀。當時一年有一萬多個留學生到日本，正規學校已無法負荷，就加開了振武學校這種專門為中國留學生所設立的軍事預備學堂。蔣介石當時所處的就是一個全面哈日、日清友善的時代。
後來，更多的留日學生，回國之後，與日本顧問的共同努力之下，成為帶動晚清政府，其實是各個實力派地方掌權者張之洞、袁世凱分別進行的改革，其中特別是在袁世凱管轄的直隸省進行向日本學習最徹底的軍隊、警察與監獄制度的改革。這也是袁世凱的北洋軍閥成為清末最強大的政治勢力。即使孫文革命成功，也必須依賴袁世凱這個實力派人物，讓國家機器繼續運作。
當然日本與中國採行幾乎相通的文字---漢字，減少了中國吸收西方知識的障礙，是中國向日本學習的最大誘因與利基之一，晚清政府認為，日本已經過濾過的西方知識，已經在明治維新當中證明是可行的，晚清政府大為放心，因此大量翻譯甚至原文引用，將西方知識導入中國。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因應前一年義和團之亂之後的政治殘局，提出了徹底的改革宣告---《新政改革上諭》全文，本書也有收錄，非常值得參考。西方學者將這個文件與日本1868年由明治天皇發佈的《五條誓文》，相提並論。其中可看到那種對國家改革的熱切期盼，雖然後來證明，已經為時已晚，但還是值得一讀（不知這個文件的原始文本是否有被蔣介石帶來台灣故宮？）。
摘錄《新政改革上諭》其中令我動容的一段與大家分享，證明在積弊已久的體制內改革是如何困難，台灣目前何嘗不是如此。
「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晚進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居上寬。覽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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