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非常光碟又再度現身，這篇文章是在2003年12月，非常光碟第一次出現江湖並引發爆發事件之後，所寫的文章,舊文挖出來供大家參考.)
在這波非常光碟的風波當中，凸顯了演藝人員的靈魂，過去在台灣威權體制之下被閹割的事實，現在則持續被充滿政治偏見的媒體所宰制，而僅求餬口的演員工作權則被政治口水淹沒。這證明台灣政黨輪替，威權體制崩潰，但是長期操弄社會輿論的媒體，依舊還是躲在保守與媚俗的角落，持續為其媒體帝國的鞏固戰而努力。
而當演藝人員試圖超越保守電子媒體的控制時，另外為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進行違背威守媒體立場的政治性演出時，接下來就是接受電子媒體號稱代表全民來進行公審的時候。這也是非常報導演員被一一邀請上媒體，並接受主播「公審」，有的女演員竟然現場泣不成聲，而其所屬宗教團體竟然也附和保守媒體，對該名女性演員進行道德性譴責，當該女演員表示未來將謹慎審視劇本在考慮是否演出之際，該電視台竟打出該演員「重生」的字幕，彷彿公審已經完成，犯人已經懺悔認錯，這根本就是一場殺雞儆猴的儀式，恐嚇其他演藝人員僅能為服膺特定政治集團的意識型態。
事實上，語言就是權力的展現。國民黨統治台灣之後，公訂北京話為「國語」，並極力壓制所謂的「方言」，因此，許多當時的知識份子，在瞬間喪失語言能力，在公務員、教師等公領域的職業，不熟悉「國語」的本省籍菁英，便被全部清除殆盡。當然掌握威權統治傳聲筒，大眾傳播媒體更是完全由掌握官方語言優勢者所掌握，因此這種控制語言文字的龐大思想機器，就成為執政者統治機器最核心的部分。
日前公視播出北韓領袖金日成去世之紀錄片，其電視台記者以近乎歇斯底里、泣不成聲的語調，進行新聞報導時，而蔣介石去世時，當時的新聞主播也同樣的哭天泣地，比起北韓不遑多讓，由此可知道最重視客觀報導的新聞記者，在威權體制之下，只不過是一個玩偶罷了。而世界各國，若發生叛變，反叛軍第一個佔領的目標，絕對是國營電視台，因為掌握媒體，才是掌握統治機器的開始。
過去在威權體制下，演藝人員（其實電視主播也是廣義的演藝人員）是不能表達政治立場，只有擁護威權統治者的政治立場，才能生存，甚至鯉魚躍龍門，例如：以醜化李登輝為專長的侯冠群、在國民黨前立委王令麟的東森電視台中以社會正義為掩護的王立誠，目前都是台北市議員，這些人的明顯政治立場卻不見「輿論」公審。在「常態」的民主國家，各種職業的個人或團體，表達其個人的政治立場是非常正常的行為，但是在台灣卻變成非常「不正常」，引發媒體的公審，甚至威脅到他們應有的工作權。
「非常光碟」意外的引發了工會討論是否開除安迪會籍的小插曲，謂其言論嚴重傷害演藝人員形象，雖然最終評議委員會以「不予處理提案」收場，但卻衍生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演藝工會作為代表演藝產業從業人員的組織，是否能夠因會員政治信仰而有差別待遇；第二則是台灣工會組織的結構性偏差，即職業工會的代表性問題，在這次的事件當中更是表露無遺。
在台灣的工會體制當中，演藝工會屬於「職業工會」，在工會法中：「同一區域、同一職業之工人」所組織的工會組織，即其會員主要是所謂的「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括及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由於台灣的演藝人員大都是透過經紀公司來向電視台接戲，因此演藝人員本身並無特地隸屬於哪一個電視台或公司，是屬於無一定雇主的勞工。由於演藝人員經常與經紀公司簽訂買斷的不公平契約，由該經紀公司壟斷在契約期間的演出機會，因此演藝演員的勞動條件是極端不穩定的。
但是「演藝人員職業工會，並沒有在此不公平的勞動契約上，為演藝人員爭取權益，只是辦理勞健保，步入其他職業工會的後路，殊為可惜。在實務的經驗上，職業工會的會員除無一定雇主之勞工之外，尚包括雇主、自營作業者，以及為了投保勞、健保而加入工會之非就業人口。
因此，我們即無法在台灣特有的「職業工會」當中找到集體勞資關係的工會屬性，假使放在西方勞資勢力集體對立的模型來看，我們幾乎可以說，這樣的職業工會根本不是「工會」，而是種特殊的利益性或聯誼性結社，充其量只能算是「保險代辦中心」而己。
而職業工會另一項最為人所詬病的是其代表性的問題的工會組織。由於職業工會的持殊結構，以至大部份的職業工會幹部，皆具有「雇主」身份，甚至於理事長由同業「雇主」輪流擔任，並要求其員工到職業工會投保，對外卻聲稱他們代表勞工的荒謬景象。
而在這次演藝工會的常務理事當中，包括吳宗憲、胡瓜、徐乃麟等綜藝界「哥」字輩人士在列，其實都是旗下掌握許多演藝人員的經紀公司負責人，而這些兼具雇主的藝人擔任「工會」幹部倘若其和旗下藝人發生勞資爭議，就不知代表演藝界受僱者的「工會」要以什麼樣的角色來協助受僱藝人爭取權益了，這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台灣職業工會體系內部相互矛盾的縮影。
事實上，隨著演藝產業的發展，演藝工會作為一個代表演藝人員的基層組織，可以為改善演藝人員的勞動條件作更多的努力，而非只是作為勞、健保的投保單位。例如代表協助藝人排解藝人不合理的賣身契約、維護演藝人員工作權及隱私權等工作。
而「非常光碟」事件，筆者認為這是藝人個人言論和工作上的自由，倘若其中有牽涉法律層面的問題，當事人應尋求司法途徑解決，而工會亦應本於維護會員工作權之考量為優先，因個別的政治傾向而有差別待遇，難免會給外界政治打壓的負向想像。
有鑑於台灣工會發展長期累積的不合理構，造成許多「工會」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因此，年久失修的工會法應徹底的翻修，一方面還給勞工真正的結社權利，另一方面，則促進工會的社會化發展，為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分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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