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何沒有像菲律賓或中南美出現大莊園的地主階級?這個謎團一直困擾我很久，最近逐漸被這本由黃紹恆教授所撰寫的《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台灣糖業史1895-1911》所解開。雖然黃教授這本書的重點是日本統治台灣之時，如何利用台灣的砂糖，來擺脫當時日本國內砂糖對中國的高度依賴，依此藉由民族產業復興的動能，以現代化技術來打造台灣這個砂糖之島。不過，黃紹恆在介紹日本人來台承接這個島嶼之前，先從荷蘭、清朝簡單梳理了當時台灣糖業的發展。
首先，本書認為，荷蘭統治台灣因為時間過短，沒有能力投入更多資源，再加上後來以抽取進出口關稅為主，來賺取利潤，因此沒有形成，像中南美與加勒比海等地，西方殖民者掌握大量土地，甚至進口奴隸，大面積地種植甘蔗單一作物，掠奪環境，以出口高單價的糖來賺取最大利益。因此，台灣在西方殖民者時期，並沒有形成莊園大地主階級來剝削農民或奴隸的發展模式。
到了鄭氏王朝，由於清朝逐間封鎖與台灣的貿易，造成台灣糧食短缺，因此以稻米種植為主，自顧不暇，遑論出口，養活島上的人以維護政治穩定，自然也沒有發展製糖來出口的機會。到了清治期間，米糖相剋的政治統治與經濟發展的兩難問題，又再度浮現，清朝是選擇政治安定，因此並沒有要高度發展糖業，而以糧食穩定供給出發，而種植稻米。然後又涉及到大租戶(非在地出資者墾戶)、小租戶(有永佃權的佃戶，成為在地地主)、現耕佃人所形成的特有「一田二主」現象(P.59)。土地為墾戶與佃戶共同擁有，因為在地具有永佃權的在地地主，只要繳納「定額租」就能取得實際的土地使用權，而人在中國的墾戶，只要收取固定的租金，就可安穩度日。
收取大租的墾戶，有些在中國有些在台灣，有些則是平埔族稱為番大租，這也是柯志明的《番頭家》與《熟番與奸民》兩本經典鉅著，描寫清廷透過「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也就是以平埔族的番頭家擁有土所有權，漢人必須承租平埔族土地來招工耕作，繳大租給番頭家，以此來緩衝漢人與高山族原住民之間的原漢衝突。柯志明以此來說明清代如何以最少的資源來統治治理台灣的模式。也就是政治穩定優先於經濟發展，這也是柯志明最早撰寫的《米糖相剋》的核心議題。這樣回顧柯志明，其他他一生持續探討的核心議題就是清帝國如何看待邊陲的台灣，如何治理台灣，簡單的說就是政治穩定壓倒一切。因此，由此觀之，從清代開始，台灣就是一個不斷瓦解弱化地主，不讓大地主出現的過程。
台灣的大租權，到了日本人來台灣之後，有感於土地產權的複雜，交易困難，不利於商業與產業的發展，根據吳聰敏教授在《台灣經濟四百年》當中P174~175，【消滅大租權】這個小節當中提到，大租權經過240年，在1905年3月底消滅。由國家一次花費377.9萬圓補償金，其中10.7萬圓是現金，其他是公債，這金額占了當時農畜產生產總額的5.6%，總督府把當時大租戶的大租權一口氣買下來，然後取消大租權。具有永佃權的小租戶，就不用再繳大租給大租戶了，變成實際的地主。土地交易也開始更便利，交易數額逐步增加，土地訴訟逐年降低。台灣私有土地產權的零碎化，從這裡開始。
這種國家用現金與公債把土地所有權買下來，到了國民黨來了之後，又以耕者有其田，再度上演一次，用台灣四大公司的股票補償地主。
清末台灣這種生產體制，讓土地生產效率發揮到極致，有永佃權的佃戶，只要繳交固定歲額給在中國的墾戶，生產的剩餘就可私有儲存，甚至買賣，因此小租戶與現耕佃人通力合作，全力生產賺錢，不怕國家的暴政掠奪，對比同時期的中國，太平天國與清朝官兵的內戰，數千萬人生靈塗炭，台灣簡直是海角一樂園、人間淨土。
而當時台灣的糖業生產技術，在這體制之下，種植生產技術不斷精進，留下了給日本政府發展的基礎沃土。
在日本治理台灣之前，有兩個重要外在因素，
首先是，日本過去因為與西方各國簽訂不對等條約，導致糖的進口關稅很低，僅有5%，導致外國糖大量進口，在1894年日英簽訂新約之後，取得某種關稅自主權。其實中日甲午戰爭，是面對中國商人大量強奪朝鮮市場，再加上日本希望與中國貿易正常化，因為過去被西方各國壓著打，很沒有民族尊嚴，因此希望透過與中國的正常化，來提升地位，但中國不答應後，進而發動戰爭，以取的優勢市場地位。
其次是，日本曾經先在北海道大量種植甜菜，以現代化機械煉製糖，不過卻慘敗收場，不過這些人才，包括新渡戶稻造等人，都成為未來發展糖業生產現代化的要角。
1895年，日本接收統治台灣之後，實施所謂"居留地制度"，把包括中國等西方國家的商人，限定只能在一定區域活動，類似過去中國的租界一樣，這制度直接打擊了中國商人在台灣南部與蔗農的合作產銷關係，還有德國人的樟腦業無法進入山區，也受到重大衝擊。
這等於是清空掃除在台灣的外國商業勢力，然後引入現代化的糖業生產技術與機械，讓台灣糖業的現代化，產量品質一飛衝天，成為日本產業復興的一個重要環節，並解決日本長期的貿易赤字，國庫虛空的困境。
當時糖與棉花的大量進口，是日本貿易赤字的兩大根源。不過日本紡織也者後來採取原料進口，帶動現代化生產，提高品質，來進行進口替代。至於糖業原本也是要如此，不過卻在甲午戰爭之後，卻意外獲得原料提供基地台灣，這種歷史的偶然性，讓台灣近代糖業現代化大爆發。作者認為，這是總體資本(日本資本主義)的利益，大於個別資本(個別製糖業者)利益的經濟考量。
這是因為當時日本的糖業業者，早就長期從中國華南地區與東南亞地區，進口大量生產之下的低廉蔗糖原料，然後精煉成白砂糖給日本國內消費者，這些業者當然是希望能繼續如此發展，並且藉此引進西方現代化的精煉技術，來提高日本糖業的競爭力。其實當時正在發展的日本紡織業者也是以這種模式，從美國印度與中國引進低廉的棉花，然後製成棉布賣給國內消費者，賺取利潤。不過當時日本政府在面對砂糖與紡織這兩個業者時，維持紡織業者的模式，不過卻要求糖商必須收購台灣生產的價格相對高的蔗糖，除了減少貿易逆差之外，也是保有日本國內自有砂糖來源的國家戰略。
在上述這個國家戰略的大前提之下，日本全力以現代化技術以及上述曾經在北海道種甜菜來製糖的新渡戶稻造的團隊，全數到台灣來，全力發展現代工業化生產的糖業。本書到此之後，洪紹恆就開始要與矢內原忠雄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對話。這本書認為，日本政府對台灣是以一種帝國主義剝削台灣人民的方式掠奪台灣資源，難怪這本書當時會被日本政府列為禁書。2022年的新版，也是洪紹恆翻譯的，因為這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這本書，就是他博士論文要挑戰與對話，甚至翻越的大山，絕對是翻爛了。洪紹恆在本書當中認為，當時並不如此單向由日本政府掠奪台灣資源，他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台灣人也參與這過程，例如高雄的陳中和家族，甚至從中得到不少經濟利益與政治地位，因此並不是矢內原忠雄所認為的日本殖民政府單向掠奪的傳統左翼觀點。
其次，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最早的中文版(1994年)的譯者涂照彥，他在1975年出版的東大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也是在與矢內原忠雄對話，他提出當時台灣本地的日系資本與日本本國資本的結合，還有台灣本地資本也參與建構了台灣糖業的現代化生產。這也是東大畢業的洪紹恆，在本書要對話的另一座大山。而洪紹恆這本砂糖之島，等於是補充了這兩位前輩的觀點，讓台灣這個砂糖之島的形成，有了更全面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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