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如果毛澤東在年輕的時候，心中動念一轉，宣布湖南獨立建國，那他就是湖南共和國的國父。不過後續的局勢，讓毛澤東野心更大，成為要當全中國的皇帝。可惜了，這也讓中國失去了各省獨立成為中華聯邦的歷史契機，或許這個契機從秦始皇開始就消失了吧，一個大而統一的中國，永遠是野心者的夢想，不達目的絕不終止，這也成為中國人的歷史宿命，改朝換代的殺戮夢靨，到現在還延續著。
外國漢學家總能從客觀第三者角度，挖掘出一些驚奇的視野，這是當局者迷的我們，更何況中國歷史受到政治很大汙染，閱讀普拉特的一系列作品，總是有耳目一新的驚奇感，閱讀有很大的樂趣。
話說來這本書《湖南人與現代中國》，真是一本奇書。作者史蒂芬 普拉特，在探索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之秋)、鴉片戰爭(帝國暮色)之後，累積了龐大清末歷史的研究能量之後，他突然發現一個主軸，那就是湖南人可以把這些歷史事件串聯起來，甚至一直到民國近代。當然湖南人最重要的核心是大打敗太平軍的曾國藩，作者以曾國藩為中心向上與向下延伸，向上延伸到明末大儒王夫之，他的反清復明的思想，原本是禁書，不過卻在清末，因為抵抗外族的民心，獲得官方認可再詮釋而爆紅，成為當時湖南文人的追尋榜樣。向下，則延伸到清末的譚嗣同，民國的黃興、毛澤東，一脈相承的改革意志。
作者普拉特，透過追尋這個一脈相承的湖南人性格的系譜學考究，從明末到民國，這近三百年的湖南人的文人思想史考究，建構了一個想要追求帶領中國現代化的湖南共和國的雛形，最後繼承這個思想傳統的毛澤東，本書最後就停留在毛澤東在加入共產黨之前，對湖南自治理念的倡導行動上。
曾國藩創立了湘軍，並且打敗了太平軍，拯救了危危可及的滿清政權，很多學者認為，當時如果曾國藩一念之間揮軍北上，其實可以輕易推翻滿清，創立一個以漢人為核心的新中國，不過當時曾國藩的士大夫的忠君思想濃烈，因此得以讓滿清繼續苟延喘喘，反而是虛耗中國國力，後續被西方列強逐漸吞食，對老百姓而言，生活遭受的災難更大。
清末民初，湖南當時有很多小留學生到日本留學之後，回到湖南貢獻己力，實行高度地方自治，推動現代化的教育與軍事，黃興就是其中一例。當時的日本通梁啟超，在湖南的譚嗣同之下編報紙，就認為湖南之於中國，就好像是薩摩藩之於德川幕府。這個想法真是獨特，也是一針見血。只可惜，薩摩出了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以突破地域性以全日本的視野，勇於推翻了德川幕府，明治維新建立新政府，湖南人終究還是功虧一簣。
日本薩摩與長州是因為先透海港貿易富國強兵，然後又在接觸西方之後，視野大開，積極改造治本。湖南為何有如此改革的能量?本書並沒有清楚交代。筆者認為，反而是湖南位居偏僻孤立的位置，導致其地域內聚性超強，因此曾國藩成立湘軍來保鄉衛土，四處圍攻太平軍戰鬥力十足，而曾國藩打敗太平天國之後，卻馬上解散湘軍，以向慈禧太好表達他的忠心不二，留下的資產就是湘軍的軍事將領紛紛成為清廷後續統治的重用官僚，像李鴻章後來成立的淮軍，逐漸取代湘軍地位，也成為北洋軍閥的前身，還有後來奉命掃蕩攻克新疆的左宗棠，以及後來與台灣大有關係的沈葆楨、劉銘傳等等將才，都位居要職。
說到底，還是儒家的忠君思想害了中國，不然曾國藩帶領以上這些幹才˙取代滿清，中國將可提早五十年現代化，也可以避免了之後國共內鬥互咬的虛耗與人間慘劇。
曾國藩建立的改革傳統，在譚嗣同參與的百日維新失敗而被砍頭之後，基本上已經很虛弱，上述這些曾經是湘軍的高官，早就脫離湖南人的集團，而成為滿清的一個官僚，後續黃興與毛澤東雖然都為湖南自治貢獻己力，不過，對於整個中國的現代化，湖南人已經無法以集團的力量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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