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入口大廳有一座孫文的銅像，其實大有來歷。
大家都知道孫文在1925年過世之後，被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中山陵的大廳必須要有個巨大孫文雕塑來讓民眾瞻仰，當時政府以開國際標規格，於1928年委託當時法國大雕塑家Paul Landowski(1875~1961雕塑了孫逸仙的大理石雕像，高4.6公尺，1930年完成，從巴黎空運到南京中山陵，孫文遺體在1929年6月舉行奉安大典之後的一年多，該雕像才舉行盛大的揭幕典禮。
1965年台灣故宮刻意選擇在孫逸仙百年誕辰的日子重新開幕，並且取名為中山博物院，故宮在入口大廳要安置國父的雕像，以維持國民黨的法統，於是就想到了南京中山陵的那座巨大孫文雕像。不過由於當時Landowski已經在過世，因此在取得他兒子的同意之下，以青銅翻製了1928年當時Landowski以二分之一比例，完成的孫逸仙的石膏定稿雕像，該雕像目前存放在法國Boulogne-billancour博物館，並從法國送到台灣來。
幸虧Landowski有保存南京中山陵那座大理石孫文雕像的石膏定稿塑像，不過該石膏初稿像只有二分之一，
所以，台灣方面以青銅翻製後，也只有二分之一大小。
對照中山陵的大理石雕像，尺寸確實只有一半縮小了不少，
不過故宮的基座卻是中山陵的原尺寸，因此顯得有點突兀，
還有雕像基座底下的敘述孫文革命過程的六面浮雕，前後各一，左右兩邊各二，也是Landowski的作品，值得細細欣賞。
另外還有一座更小尺寸的孫文雕像，用青銅製作的只有六十公分高的初稿，送到中國讓評審委員審查用，後來不知流落到何方，最後經人發現，捐贈給上海孫文故居紀念館，2006年正式公開展出。
有關三座Paul Landowski雕塑的孫文銅像的故事與詳細始末，可參考中國網友所撰寫的文章:「应当被中国人铭记的保罗·朗多夫斯基」。從這篇文章可得知，即使在中國，很很少人知道這三座孫文雕像的故事。
如果大家對於Paul Landowski不熟悉，沒關係，大家一定看過巴西里約最著名的風景照片，就是山頂有一座張開雙臂的巨大基督雕像，那就是Paul Landowski在1931年的作品，也是他最著名的雕塑作品。
這孫文銅像所象徵的高度政治意涵，恰恰就是野島剛在他的《兩個故宮的離合》這本書中的核心概念，故宮的寶物是延續古代帝王承天命統治的法器，因此兩岸的故宮，完全無法回歸他的博物館的藝術本質，繼續成為政治爭奪戰的工具。
野島剛在該書中認為，世界級的博物館很少只收藏單一文明，像兩岸故宮這樣單獨收藏中華文化的博物館幾乎沒有，該書從蔣介石不惜耗費龐大人力物力，將北京故宮文物跟著他國民政府的遷移而遷移，最後到台灣，將故宮文物是為統治的正當性象徵。
而當2000年民進黨執政，要將故宮回歸到博物館的藝術本質時，卻遭到國民黨與故宮內部然原的高度反彈，改變相當有限，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又回到原來維繫中國民國道統與中華文明光輝的政治任務。
很有趣的是，野島剛並沒有強力批判這現象，反而是去深究這特有的「文化政治化」現象。他提出，中國傳統的朝代更替，是完全摧毀的替代，沒有像日本有天皇制度，會有一個血統存留下來，每個將軍統治者的輪替，都遵從天皇，讓這千年一系的皇族存在至今。但中國在沒有此神格化的皇族傳統之下，改朝換代之後的皇帝只能去收集過去的古物，來象徵他是承天命的天子，因此，這些藝術品就成傳說中的神器，故宮就是收集這些神器的地方。
因此，故宮一開始就是高度政治，而文化在中國而言，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可從歷屆的「中華文化復興總會」會長，都是由總統兼任可以一窺其政治與文化的關聯。不過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統治者的正當性是人民賦予的之後，故宮是必要走出政治的工具性角色，回歸他藝術的本質，如此才是民主台灣進步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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