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工會發展的低落，眾所皆知，要歸因於勞工個人很簡單，要探索法律結構問題很困難，社會上普遍沒有人有太多興趣。但我沒別的能力只能靠一枝筆寫出來我的觀察，或許粗淺不專業，但都是我心中的期待，希望勞工能團結與覺醒，透過集體力量來對抗日益商品化的資本主義社會。
2011年新集體勞動三法通過後，裁決制度、工會新型態的協商模式剛上路，為了觀察台灣集體勞資關係過去的發展，當時我針對遭受資方打壓的工會幹部進行訪談，當中也提及其他國家禁止不當勞動行為的機制，最後在2012年10月將成果出版了《搞工會──工會正義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一書，該書著重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建構前後對工會的影響。但對於新興工會型態，特別是「企業外產職業工會」的發展較少著墨，因為當時法律當中雖有空間，不過，未來會不會有這種型態工會出現，尚在未定之天。
不過經過集體勞動三法實施六年之後，企業內「多元單一工會」、「企業外產職業工會」的已經開始萌芽，卻也遭遇許多體制上的挑戰。這些新興的工會型態，似乎讓舊體制與舊官僚無所適從，也發生許多前所未見的新問題，這些都必須參照他國經驗，進行體制改造，以利於新世代工會發展，這也是本研究要探索的答案。
這份報告書中訪談擷取了許多實務工作者與學者專家的智慧，包括:大同關係企業工會顧問白正憲、永豐銀行總幹事管紹君、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協助籌辦櫃姐工會的青年九五聯盟理事陳曉雯、澳洲全國工人總工會NUW駐台代表廖根葆、政大法律系林佳和與林良榮教授、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經濟民主連合研究員許博任等人。
除了個人的訪談之外，本研究也針對全國895家企業工會進行了量化的問卷調查與統計，以了解企業工會幹部對於「工會體制」、「政府機制」、「非典勞動、外勞與貿易自由化」與「整體勞動情勢」等層面的看法，這些寶貴的意見也提供了未來工會體制改革的基礎資料。
人的一生每天最少有三分之一是勞動生活，進入勞資關係，如果是受雇於大型企業，將面對科層制的無情約束，成為組織的小螺絲釘，人的能動性被壓抑到最低，這時候在巨大企業組織的齒輪之下，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合作、團結難道不是最根本天性與出路嗎?即使沒有要對抗企業，光是自保就已經足夠。這種勞工團結的連帶，可以是讀書會、互助會、聯誼會、工會等，只要能彰顯集體力量，不須拘泥於名稱。而工會只是具備法律上所保障賦予的協商談判與工會行動的權利。
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工會長出新的世代型態，法律制度必須順應這個新的潮流，成為新世代工會發展的溫床而不是障礙，這本報告書只是拋磚引玉，大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觀察與淺見，期待更多人關注台灣工會發展。
(本書目錄與訂購訊息:http://labor.ngo.tw/about-labour/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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