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家的公共電視NHK居然會自挖瘡疤，揭露光鮮亮麗外表下日本年輕女性的貧困現況，其媒體作為社會良心與守望者的功能，不得不羨慕日本納稅人有如此的公共媒體敢於挖掘社會不為人知的社會問題，讓一般民眾能夠坐在家中沙發，就能感同身受這實際普遍存在的日本女性貧困的困境。本書就是NHK的採訪小組把採訪個案的人生故事，整理成鮮活但令人觸目驚心的文字。
日本的女性貧困，或者說日本的整體的社會貧窮問題，必須放置在日本正式的企業雇用體系的高度秩序性脈絡下來省視。日本企業的終身雇用體制雖有調整，但依然是主流，日本企業的每年在五月初固定招收新人，而且僅限當年度畢業的學生，如過錯這梯隊，以後就少有成為正式員工的機會窗口。因此，日本大學生如沒有面試到工作，通常就留級一年，隔年再戰面試。如果不幸，畢業之年度遇到經濟不景氣，企業大幅縮編招募新人，那該年度畢業生就生不逢時，不幸地淪為被犧牲的一代。
2008年的造成七人死亡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兇手就是因畢業當時日本經濟不景氣，無法進入商社的穩定僱用市場而成為派遣工，在工作不穩定下情緒低落，在網路上宣洩情緒而被酸民霸凌，導致真正被公司解約後，就對社會心生極度不滿，而到東京秋葉原鬧區犯下無差別殺人的慘劇。
根據本書的調查，日本每年只有65%的大學生能夠趕上這個就業梯隊，其餘的就只能一輩子在非典型就業市場不穩定雇用中過活，或是自行創業謀生。而且日本企業求才是只看學校不看科系，大銀行雇用法文系或理工科畢業生是稀鬆平常，只要是名校都優先錄取，進公司之後名校出身都資質聰穎，慢慢訓練培養。因此，日本年輕人擠進大學、「一試定終身」的競爭壓力是比台灣更加嚴重的。
在日本這個高度講究大學名校出身、企業內上下階層、前後輩分明的就業市場，一旦無法擠進大學，或是擠進大學後後錯過當年度就業梯隊，抑或是就職後因故退職，都將逐出正式的穩定雇用與保障的就業市場，而成為非典僱用大軍的一員，而女性正是最容易因為結婚生子、照顧年長父母、背負上一代家庭負債被迫放棄學業等種種原因而掉出正規就業市場的，本書當中每個女性貧困個案，都能得到印證。
女性因為背負傳統養兒育女與照顧家庭的角色，造成女性經濟自主性大受影響。根據2020年主計總處的《人力運用調查》顯示，該年度本來有工作卻因結婚生育而停止工作者有8千人，因照顧十二歲以下子女而停止工作者更有1.5萬人，總計這2.3萬人全都是女性，沒有一位男性。由此可見，女性因婚育而大量退出職場的現象依然很嚴重，男性則幾乎不受影響，台灣女性依然被緊緊地黏著在家庭照顧者的角色當中。也因此，目前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51.4%，雖然已經是近年新高，不過依然遠低於男性的67.1%。至於女性受雇者的平均薪資則僅有男性的85.8%，雖然比起十年前的82%已經有所縮小，但依然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就像日本一樣，台灣的女性一旦無法進入正式穩定雇用，或是中途從中退出，那麼只能進入不穩定且低薪的部分工時、臨時性與人力派遣工作，也就通稱的「非典型就業」。根據主計總處2020年的《人力運用調查》，女性在部分工時、臨時性與人力派遣工作佔總就業者的比例為7.08%，高於男性的6.97%，其中，女性的總就業者當中有4.89%從事部分工時的工作，而男性僅有2.7%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至於整體部分工時工作者42.1萬人當中，女性就有25萬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佔了59.3%，男性則僅有17.2萬人。
女性除了要面對工作上的不穩定與低薪之外，從本書當中許多日本個案可發現，許多亟欲脫離原生家庭的暴力或困頓時，就亟欲建立一個新家庭來尋求未來希望，時常在早婚或未婚生子後，又遭到男性遺棄，而必須單獨扶養子女的經濟重擔之下，陷入雙重家庭貧困漩渦不可自拔，在心理與生活經濟的雙重壓力下，而走上人生絕路或精神失常時有所聞。相信這在台灣也有很多相似的故事，只是依然窩在社會的底層角落，沒有被報導挖掘出來而已。
在台灣還有一群更被社會遺忘的族群，就是已經離婚而單獨撫養子女的外籍配偶，根據內政部統計，2020年一年就有六千多名中國籍與東南亞籍女性外籍配偶離婚。他們必須在台灣沒有親屬網絡的支持，隻身扶養子女，因此難以進入穩定的工作受雇，若要在台灣自行開業，其自有資本不足，又必須冒著孤注一擲的龐大創業風險，非常容易陷入生活貧困。
台灣女性貧困的問題的解決，必須將社會強加於女性的傳統家庭照顧者角色，以社會集體的力量來共同分擔，以結構性地改革方能有所改善，特別是女性一旦陷入單獨承擔家庭責任之下，自身為了拯救父母、子女或配偶的未來，而犧牲自己的人生，而陷入難以解脫的貧窮困境。或許台灣也需要一本台灣版的《女性貧困》，來引發社會與論的重視，這樣對於陷入貧窮流沙的女性，才會有重見希望與光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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