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台日專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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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公務人員及部份民間企業「隔週休二日」的實施,過去那種每逢連續假期,航空、鐵路及高速公路就來個瘋狂大塞車的狀況,現在可能會有所改善,因為思鄉之情已被「分期付款」掉了。

    從前,一星期頂多只有一個半天的休假,實在無法讓在都會區工作的人,回到家鄉,看一看自己的父母長輩,只有像春節那樣較長的連續假日,才能宣洩那累積許久的「鄉愁」。現在情形或許稍微有點改變,在每個月起碼有兩次兩天連假的情形下,星期五下完班,連夜趕回「老家」,已是稀鬆平常的家常便飯。因此我們可以說,隔週休二日,減輕了年節返鄉人潮強度,讓許多人對親人及故鄉的思念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進行,無須擠在幾個特定假日時兌現。

    從這裡我們體認到一個事實,那就是現今台灣,大多數人都有「兩個家」或「三個家」,一個是充滿童年回憶,現在只剩下父母親居住的家,另一個大多是是因工作職業上的關係,與先生或太太與兒女生活的家,另外已婚者更有一個原屬於另一半的家(如果離婚後再婚,那可就更複雜了)。也因為正有「兩個家」或「三個家」的現象,所以在包括農曆過年、中秋節、清明掃墓等傳統習俗上必須團圓的節日,甚至可能還有父(母)親節、父(母)生日等日子,大家就必須東西南北地奔波於這些「家」之間,交通不塞車打結才怪。

    這種同時有二或三個家的普遍情形,事實上其根源導因於,台灣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時,農村勞動力被擠壓到工業都市的結果。由於工業資本主義制度,使得幾乎所有鄉村中的人都必須到都市中尋找工作,以維持生活,「出外打拼」也就成為事業成功的必要條件,而留在家鄉或是中途回到家鄉的年輕人,則多被視為能力不足的、失敗喪志的或不求上進的。因此,台灣在戰後經由農村青年「出外打拼」,所創造的「經濟奇蹟」的同時,每個人多了幾個家,自當是正常的,甚至可說是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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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幾何時,每逢假日全省各地火車站鬧區聚集的人潮中,夾雜著愈來愈多的不同國籍的臉孔,說著我們從沒聽過的語言。而在平日下班之後的夜晚,遠離城市的空無一人工業區附近遊蕩的,也是相同的人群,這些我們統稱為「外籍勞工」的人,目前在台人數已超過三十萬人,已經取代原住民而成為台灣第四大族群。

    根據官方統計顯示,目前引進外勞數量最多的行業為製造業,約有十六萬名,其次為營造業的約五萬名,再來則為家庭幫傭與監護工的約三萬五千名。分佈區域則以桃園縣的約五萬名為最多,台北縣的約三萬六千人居次,若再加上台北市的約二萬六千名,則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外勞在北台灣工作。

    本來外籍勞工的引進,是為了解決工廠缺工、重大公共工程等「經濟性問題」,但是現在卻逐漸成為治安、防疫、本國勞工失業等「社會性問題」的來源之一。吊詭的是,國家同意引進外勞所欲解決的是資本家的「經濟性問題」,但是其所衍生的「社會性問題」卻是由所有的老百性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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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無情的大火,奪走了台北縣一家非法安養中心中十一位老人的寶貴生命。此一慘劇,一方面顯示國家長期漠視老人福利,任由市場商業邏輯來解決老人安養問題,導致業者將本求利,一切成本考量,床位能擠多少就擠多少,完全不顧老人死活,沒事還好,一旦意外發生,無助的老人就成了無辜的犧牲者。另一方面,從生還老人口中痛斥子女不孝,把他騙到安養中心就撒手不管的事實中,也突顯了在功利資本主義社會中,「親情外包化」、「孝順金錢化」的普遍病態,而在這個惡質化的過程中,外籍幫傭與監護工的大量引進,則扮演著催化劑的角色。

        在這次不幸悲劇中,一位在安養中心中服務的女性外籍監護工,因為及時地搶救出多位老人逃離火場,陰錯陽差地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不過,這名外籍監護工卻可能違反就業服務法的規定,而遭到遣返的命運,因為她是以照顧個別老人名義來台,但卻在非法未立案安養機構中擔任看護工作,照顧數十名老人。由於只有向政府登記立案的安養機構,才能申請外籍監護工,因此這種以照顧個別老人為名義的外籍監護工,即成為未立案安養中心的主要勞動力來源,當然也是成本考量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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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國發會作成「凍省」的決議之後,省府所屬員工心裡就開始七上八下,不知自己的鐵飯碗還能捧到何時。有公務員資格的員工還算好,只須面對以後可能受到組織被裁撤或精簡,而必須到調職他處的兩難。不過,對於不具公務員資格的「約聘僱人員」而言,就極可能將會遭受到沒有任何資遣、退休補償措施的對待下,而失去飯碗。

        據統計目前光是省府所屬的約聘僱人員就約有將近三、四萬人,前些日子,這些約聘僱人員就聚集了數百人至省府陳情,希望省府能保障其工作權益。基本上,以一年簽訂一次聘僱契約的約聘僱人員,應屬臨時性的工作人員,因此人數自當不會很多,且工作也應有一定時限,但實際上卻非如此。政府機關大量且長期僱用約聘僱人員的現象,其背後事實上隱含了節省人事成本的考量,以及酬傭親系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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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目前各政黨,為了年底縣市長選舉所喊的「老人年金」、「敬老津貼」,或是勞委會日前為修改勞基法中退休金規定,而提出的「勞工退休金條例」,都再再地引起各方的熱烈討論,平常不為人所注意的孤單老人,一下子又成為社會關注、政客討好的焦點。姑且不去評論誰是誰非,孰優孰劣,但是在此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何「老人問題」會成為一個問題,而必須被解決?什麼是「退休」?人為何要「退休」?

事實上,「退休」這個名詞並不是從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在晚近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之後,更精準的說,是從「農業封建社會」演變到「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才有「退休」這款代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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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勞工」這個名詞的內涵是相當分歧複雜的。你問一些坐辦公室,甚至是跑業務的上班族,「你是不是勞工?」,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回答「不是」。因為長久以來,社會上公認的「勞工」是指,那些在烈日下或生產線上揮汗如雨的體力勞動者,也就是俗稱的「藍領」階級。而那些坐辦公室的所謂「白領」階級,自然是不屑於與藍領階級共同被稱為「勞工」。「勞工」似乎變成中下階級的代名詞,而「白領」階級也順理成章地等同於中產階級。

        社會上對於「勞工」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的形成,自有其特殊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不過,台灣勞動法令(特別是勞基法)的偏誤,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台灣受僱者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每當有勞資爭議發生時,許多人常以為自己有參加勞工保險,所以就是勞工,並受到勞基法保障,但常經進一步瞭解,就會發現,自己 並不是勞基法所保障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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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社會版上一則報導寫著,一個失業且婚姻失敗的父親帶著二個稚女,以汽車所排放出的廢氣灌入密閉的車體中,結束了一家三口的生命。讀完這則觸目驚心的人間悲劇之後,令人久久無法釋懷。

        一個人沒有了工作,對於其個人和家庭的影響竟然是如此劇烈,逼得一個人帶著兒女走向絕路。「失業」並不僅僅是沒有薪水可領,這種「經濟面」的衝擊而已,特別是對於必須負擔家計的青壯年人而言,一旦面臨失業,將導致個人的自信心與自尊心的瓦解,家庭生計的難以為繼,家庭成員間的緊張關係增高等問題,再加上社會每每對於失業者貼上好吃懶做、不求上進等道德性標籤作用,這些內外夾攻的「心理的」和「社會的」壓力使失業者面臨痛苦的內心煎熬。


        而很不幸地,台灣目前的失業率升高的原因,主要正是青壯年失業人數持續增加所致,這些青壯年失業者大都是因目前經濟不景氣,公司倒閉關廠或大量資遣裁員下的犧牲者。根據統計,這些青壯年失業者人數一直持續增加,絲毫沒有減緩的現象,面對這種失業危機,我們的政府到底做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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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兩大勞資團體:「全國工業總會」與「全國總工會」,積極進行簽訂台灣第一份全國性團體協約的集體協商,協商結論為:「今年全國勞工起碼調薪百分之三,但基本工資不調漲」。但是最後工業總會會員反對之下,可能改簽不具法律效力的「團體協議」。

        台灣的勞資關係似乎就此轉變成為歐美國家的「集體協商型勞資關係」,亦即勞動條件與福利的變更與調整,主要將由工會與資方談判協商。而不明究理的人還真以為這是台灣勞工運動前所未有的大躍進,台灣工會的實力已經強大到資方必須乖乖地坐下來跟你談判。台灣勞工今年必須調整多少薪資,就在談判桌上見分曉。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從頭到尾根本就是一場荒謬的鬧劇,尤其是全國總工會荒腔走板的演出,更是讓台灣勞工徹底看清其「花瓶」加「閹雞」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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